现代日本社会由梦时代走向虚构时代──日本近现代史《后战后社会》

正文

原文刊于《日本近现代史卷九:后战后社会》(中和出版社,2017),标题为编辑拟定。

何谓后战后社会

提及后「战后」社会(Post-Postwar Society),首先得思忖一下,「战后」终结于何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并非只有一个。有人认为,随着佔领期的结束,「战后」似乎也早已结束了;也有人主张「战后」结束于日本走向经济高速增长的1950年代末;似乎还可以这样来认定,人们当真再也没有了「战后」这一意识的,那大概是1970年左右的事了。而另一方面,到了九十年代这个被人称作「失去」的年代,我们真的已经从「战后」摆脱出来了吗,无论是在日本与亚洲的关係上,抑或日本与美国的关係上?这都是需要重新加以追问的。

比如,始于九十年代末的泡沫经济破裂之后的长期不景气,大量不良债权的处理,雇佣不安定感的持续扩大,护送船队型金融体系的解体,在描述诸如此类的态势时,所谓「二次战败」这样的词彙,便早已在传媒那里被炒得热火朝天了。日本在日美经济「战争」中「已再度败北于」全球金融体系执牛耳者的美国,这样的看法四处流传,并致使类似的话语不胫而走。这种「二次战败」论,与1956年《经济备忘录》中所宣示的,反映了正在走向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的心态的话语:「莫非已经不是战后了?」恰好形成了对照。

不过,从上述这一中间隔了四十来年时差的断言里,也颇可见出足以令人震惊的某种连贯性。1950年代的中期,当日本人开始意识到「莫非已不是战后了?」的时候,背地里作为其前提的,乃是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庇护下,实现经济发展的诸多条件均已一一具备:军事负担的解除,诸领域技术的让渡,东南亚的原料和资源与日本的工业能力的两相配合,还有便是,对战争赔偿问题的政治性「解决」,所有这一切,都是致使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得以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

在1990年代的「二次战败」论看来,日本便是因为被向我们提供了战后经济发展前提的美国,生拉硬拽地强行纳入了全球性市场体制,这才遭到了经济重创的。将日本从「战后」拯救出来的是美国,而导致日本再度陷入「二次战败」的也是美国。不管怎幺说,如果像这样,自始至终是基于日、美关係的立场来看问题,那幺也许可以这幺说,「战后」最初是随着美军佔领的终结而终结了的,嗣后则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后战后」时代,而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战后」又重新被美国带回了日本。

「战后」即是準战时

然而,对日本说来,「后战后」乃是随着佔领期的终结而到来的。不过,这一说法须得加以相当程度的限制才行。至少,在1950年代末之前,美军在日本本土设置基地仍是司空见惯的现实。日、美双方经由「拥抱」而构筑起来的佔领时期,则成为「五五年体制」及嗣后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而佔领的终结,随后却又成为走向更具持续性的日美安保体制的契机,因而从佔领期到高速增长期,我们有必要将它们作为前后连贯的同一个「战后」来加以把握。在整个世界史的範围内,它们又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体制,即美、苏之间持续不断的準战时体制,彼此相对应的。

总之,倘若从整个世界史来看,那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所谓「战后」,并非意味着「无战争时代」的到来,而是进入了一个被人称作「冷战」的新的準战时体制的时代。当时的亚洲,便相继发生了这样的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这种根本谈不上是「战后」的状态,持续之久,竟逾时二十余年。1950、60年代,倘若就其所已达到的亚洲这样的规模来看,岂止是「后战后」,就连「战后」都算不上,简直就是「战时」。

而战后的日本则从这些战争,尤其是朝鲜战争那里获得了特需的机会,从而构筑起了日后经济成长的基础。在冷战体制中,日本被安置在了充当亚洲自由主义经济牵引车的位置上,得以实现了它的高速经济发展。而让人无法忘记的是,从「复兴」到「经济成长」,这一连贯、接续的日本「战后」,便是与那种波及整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达到了亚洲规模的「战后=準战时」状态,以及与支撑这一状态的独断专行的开发体制之间,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係。

更何况,1960年代的经济的高速增长,正如近些年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其实也就是那种经由战争时期得以强化了的所谓「总力战」体制的一个最终局面。经由经济的高速增长,藉助于技术、经济以及所谓的新的民主主义这些簇新的象徵符号,日本人重新构筑起了此前曾因战败而被粉碎了的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从而把有关「战争」的不祥记忆,推置到了历史的彼岸,而当初的「战时」体制,也便不打折扣地浑然化合为「战后」的组成部分。从战败和佔领的数年间延续而来的经济复苏及高速增长,以及社会的重新建构,概而言之,这被人称作「战后」的整个过程,毋宁都有必要将其视为「战时」的一种延续来加以把握。

「梦」时代与「虚构」时代

如果说「战后」并非终结于佔领期的终结,那幺,它的存在究竟又持续到了甚幺时候呢?正如本丛书第八卷所表明的那样,经由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日本社会的容貌完成了它戏剧性的变更。

及社会现实变化这一层面,那幺,由「战后」社会向「后战后」社会的转换,也便与由见田宗介所命名的「理想」及「梦」时代的阶段向「虚构」时代的转换,呈现出彼此对应的关係。按照见田的说法,1945年至1960年左右,这一前高速增长时代,现实的感觉是朝着这样的目标在行进的,即致力于化「理想」(既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美国式的物质富裕的)为现实;嗣后,至1970年代的初期,事实上,在对实现了的物质性富裕颇感不适的同时,年青人依然还在继续追寻着位于现实彼岸的某个「梦」。而198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的现实感觉,则似乎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在「虚构」的地平线上谋生经营,原先的那种木已成舟的「现实」与本该存在于彼岸远方的某物之间所构成的紧张,已经在他们的身上消失殆尽。这一时期的人与生活所被赋予的特徵,便是「到处漂浮游蕩着那种替现实『除臭』的『虚构』的言说、表现及生活的技法。」(见田宗介《现代日本的感觉与思想》)

见田所指出的「战后」向「后战后」过渡的过程中、现实感得以形成的那种平面转换,在本书中,似乎将为众多的实例所证实。在都市空间的层面,如果将1958年建成的东京塔视之为「梦」时代的象徵,那幺,「虚构」时代的象徵,则1983年建成开张的东京迪士尼乐园,显然是非它莫属的了。

1968年秋天,少年永山则夫随集体招工来到东京就职,当他登上东京塔,一望之下,眩人眼目的普林斯Hotel的草坪、泳池,便在他脑际灼烧了起来,待他强行闯入到泳池边上,为保安人员所警觉,遂在这里发生了手枪连续发射的案件。永山的犯罪,是「梦」时代的一个负面,说到底,是一个无从实现大众「梦」并被从中排除了出来的人,「梦想」破灭时所留下的轨迹。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与此一案件时隔二十年后所发生的另一起连续诱拐、杀害幼女的案件:由于丧失了返回现实的通道,案犯宫崎勤的杀人行为,便都是在某种「虚构」的感觉中得以实施的。

现实存在面的鲜明反差,可以经由诸如此类的缘于年青人的社会性事件而得以认知。如果说在「梦」时代,把内含自我否定的契机推向极限的,即是发生在1971、72年间的连合赤军事件的话,那幺,发生在九十年代的,把「虚构」时代的现实感推向极限的事例,那便是奥姆真理教事件了。正如本书所认同和援引的见田宗介、大泽真幸的看法并有所讨论的那样,「战后」与「后战后」之间,现实态势的转换,便集约式地呈现在了此类事件的比照之中。

家庭、都市、产业的变化

七十年代以来,我们生活世界的存在机制,转换、过渡到了似乎只能用「虚构」一词来加以指称的地平线上,这是与以重工业、化学工业向信息服务业的转换为重点的所谓产业体制的转换相对应的一种格局。而置身在这一变化中的人们,他们衡量价值的尺度,与其说是偏向于「厚重高大」,还不如说更偏向于「轻薄短小」。概而言之,比起重大,人们更为偏好的则是轻巧。

如果贴近生活水準,例举出七十年代所发生的主要变化,那幺,令人瞩目的首先便是这样一些变化,即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变成了低出生率、老龄化的小家庭;密集的都市居住人口纷纷转移到了郊区。随经济高速增长,人口由农村向都市集中,这一进程,致使日本社会出现了人口失衡的问题:过于密集或过于荒疏。

经由七十年代过渡而越发趋于显着的一个现象,那便是,比起向都市集聚的都市化过程,移居到四郊去的郊区化过程,更是将都市和农村,一併吞併在了一个巨大无边的大都市里。郊区化的推进,先是催促四世同堂式大家庭趋于老龄化,随后又被逼到了低出生率的境地,由此改变了家庭成员的平均数。而法律的一系列调整和完备,至少表面上是扩大了女性雇佣就业的範围;七十年代之前,即便是普通的「职业主妇」,她所担当的家庭性别角色,也都要比九十年代之后显得更加的多样。

全球化

八十年代之后,中央与地方在景观外貌上趋于均质,男女被雇佣的机会表面上也越来越均等,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结构性不平等的渐趋扩大。经由九十年代长期的不景气,日本社会遂由原先的依託年功序列薪金制度和劳资协调作为其基础的、相对说来等级差别并不是很明显的社会,激剧地变成了另一种社会,即人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等级差别被迅速拉大,雇佣出现了大幅度的不稳定及非正规的状况。当然,这并不是说七十年代就没有等级差别,但由于社会整体「物质富裕」的这块馅饼摊得很大,从而形成了覆盖面甚广的中产阶级意识,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日本却正在走向这样的社会,即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曾经的预想其实并没有达到,但在收入、资产和未来前景上,等级差别却都已历历在目。

造成这一涉及社会结构根本变化的契机,毋庸置疑,那便是「全球化」。至七十年代初,如果把「经济高速增长」看作是锲入日本战后社会的最大契机的话,那幺,就是把本书的标题「后战后社会」置换为「『全球化』在日本的呈现」,这幺说也一点都不为过。

倘若着眼于世界性政治、军事秩序,那幺,完全可以把「全球化」纳入「后冷战」体制变化的框架。只是这一「后冷战」并非由1989年的戏剧性政治变动所突然带来,它乃是七十年代初期,汇率转换成为变动汇兑制之后,形成了巨量金融款项跨国界流通的局面,所必然带来的变化的结果。八十年代,中南美等若干国家遭受了通货危机的严重侵袭,其后不久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也都必须与始于七十年代的世界架构变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若干危机,联繫起来一併予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先发制人,在以资本为依託的结构层面上,它抢在了「后冷战」的前头,给现代世界制定出了根本的方向。

与此一世界秩序的变化相对应,遂致使八十年代的欧美和日本,在政策体系上,开始由国家体制的「福祉国家」向「新自由主义」转换,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巨大转换。最初是1979年的英国戴卓尔政权,紧接着是1981年美国列根的上台,以及1982年中曾根政权的诞生,船舵被大幅度地扳向了新自由主义的航线。

而在「后战后」,自民党的保守政治,则由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至田中角荣的「列岛改造」所力倡的福祉国家型的利益分成式政治,逐渐转变为中曾根康弘至小泉纯一郎所倡导的以「民间活力」和「规制缓和」为轴心的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这一政策的转换便意味着,在本该向地方和农村返还利益的所在,拉动选票的机器却反而暴露出了其系统上的破绽。在日元急剧升值的九十年代,众多的产业纷纷搬离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列岛,而后,众多失去了生路的地区及为数甚众的老龄化人口则被残留了下来。

面向新的历史主体

所谓的从「战后」到「后战后」,便贯穿于本书所处理的各不相同的变化之中,并使其彼此相关相通,它并非是某个时代的「始」,毋宁说是「终」。首先,它是以暂先不问孰为保守孰为革新为前提的福祉国家体制的终结;由于这一体制是从战争时期的「总力战」体制那里延续下来的一种被组织起来的东西,因而这里所终结的,既是「战后」,同时也是「战时」。其次,「后战后」时期,与外在自然之间的关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六十年代末,「公害」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各地由此发起了大力保护环境的运动,嗣后不久,这一潮流便与所谓的地球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课题融合为一体。第三,内在自然也在「后战后」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不仅必须直面这样的危机,即此前一直作为自己人生基石的共同体的趋于崩溃,并且,甚至连自身的现实存在感,也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正渐次丧失于「虚构」。

在这一过程中,怎样的一种新的「始」,才是可能的呢?而新的「始」,又与开闢了这个新的时代的新的历史主体的形成,彼此无法切割分离。

本书以较多的章节注目于社会运动的担纲者。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否定,终至陷入了孤绝之境的?反越战和平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还有沖绳反美军基地运动,从其墙垣的缝隙间,又能发现怎样的新的主体生成的可能呢?地域性的历史景观,保护自然的地方性运动,又会孕育出怎样一种与缔造新城镇运动密切相关的主体来呢?在日趋扩大的等级差别之中,被边缘化了的劳动者们,又能否重新团结一致呢?一方面,让美国这道锁卡给拴住了手脚,难以脱身,另一方面又被裹挟进了日渐空洞化的日本社会的现场,处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与亚洲的人们的思想结合为一体的历史主体,有望生成得了吗?笔者希望在仔细关注诸如此类的问题、关注这些使得主体得以艰难生成的诸种前提条件的同时,好好思索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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